怎样认识我国外贸发展过程中的六大问题

△隆国强

　　在兴奋与自豪之余，人们已开始对我国外贸的未来发展之路进行冷静思考。但在这些思考中，对不少问题的认识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形成主流看法。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我国从外贸大国到外贸强国的道路该怎么走的问题，因此就当前涉及我国外贸发展的六大问题提出初步看法。
　　1.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是指一国进出口总额与本国GDP的比值。
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迅速提高：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60%，2004年约为75%，略高于2002年德国的水平(56%)，大大高于美国(18%)和日本(19%)。因此，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太高，如果外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风险将会更大。
　　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外贸依存度呢？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最佳数值，较好的办法是进行国际比较，而正确的国际比较需要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一是要消除各国GDP结构的差异，因为计算外贸依存度的分子是货物贸易，分母是GDP，而货物贸易与GDP中的服务业产值相比，并无实际意义。世界银行通常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与“商品GDP”的比值来修正，以消除各国GDP结构差异的影响。按修正后的指标，2003年中国商品GDP的外贸依存度为89%，德国2002年为161%，2001年美国与日本分别为67%、64%。中国远低于德国，但略高于美、日；二是应该消除汇率的影响。如果将商品GDP的外贸依存度用购买力平价汇率修正，则中国这一指标为19%～60.5%，远低于德、美、日等大国；最后，应该考虑各国贸易方式的结构。进出口额是进出口货物的全部价值，GDP是增加值。中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超过50%，如果不考虑加工贸易所占的高比例，简明地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夸大了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从上面的分析看，我国国民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实际上并不像外贸依存度表现得那么高。
　　2.开放度越高风险越高吗？
　　质疑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是担心我国对外部市场依赖过大带来的风险。更深一层看，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开放度越高，风险就越高吗？到底是开放经济的风险高，还是封闭经济的风险高？关于这个问题迄今在理论上并无定论。
　　对于封闭经济的风险，我们有着切身的体验：清朝的闭关自守，使我们这个几千年保持世界领先的大国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冷战时国际格局导致的被迫封闭，使三年自然灾害就导致饿殍遍野。但在经济开放的今天，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开放的系统比封闭的系统更具活力。开放的经济可以使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比在一国之内或个别区域内配置资源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更好。试想如果我们不是可以从全球进口所需的石油、铁矿砂等，今年我国这么高的投资增长率何以实现？目前我国很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提高，意味着我国在世界市场份额的进一步增加，任何别国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成本都将提高，可能导致两败俱伤。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贸依存度提高并不一定带来风险的提高。相反，对一个贸易大国而言，甚至有可能降低一些人为的风险。
但是，必须认识到，开放经济有着与封闭经济不同的风险源。例如，对于开放经济而言，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可能传递到国内，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今年国际市场的高油价，毫无疑问推动了国内生产资源价格的上涨；国际热钱的大规模进出，会对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管理一旦失当，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外部战略资源依赖程度高，国际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可能影响到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诸如此类，都是封闭经济没有的风险，却是开放经济所特有的。但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频率最高的国家，并不是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国家，而是开放进程过快、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的国家。这说明经济开放度高本身并不意味着风险更高，而风险防范机制不能及时跟上开放步伐才会带来风险。
　　我国在过去25年的短短时间内，特别是近十年内，已经从一个封闭型经济迅速转型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而转型后的最大风险，在于目前防范风险的机制大多是针对封闭型经济设计的，对于开放经济的风险，我们的认识还不全面，对于如何防范开放经济的风险，还缺乏知识与经验，由此导致防范开放型经济风险的机制很不健全，甚至是严重滞后。这样一来，一旦遇到问题，通常的反应不是考虑如何完善风险防范机制，而是暂停开放进程甚至倒退，这样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当务之急应该是深入研究开放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3.怎样认识扩大出口与依靠内需的关系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依靠内需与扩大出口的关系。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依靠内需来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前有一种模糊认识，即一提到依靠内需，似乎就要降低出口增长。实际上依靠内需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出口，二者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按照全球分工的要求配置资源，比局限于一国之内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即使对大国而言也是如此。
　　劳动力丰富而其他资源相对短缺的基本国情，要求我国有必要通过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资源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演化，已经体现了这一基本国情的要求。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专门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一是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了外汇；二是为进口国内短缺的资源、能源提供支付能力；三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扩大内需提供了购买力。因此，不能一遇到国际贸易磨擦或开放的风险，就对扩大出口的战略产生动摇，很多为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找不到有效需求的。扩大内需不是要放弃国际市场，而是要与扩大出口相互促进。
　　4.支持出口无需千方百计，关键在于理顺机制
　　扩大出口是我国的长期战略，不应拘泥于外贸依存度的高低。
　　在以往我国出口竞争力还不够强的形势下，我国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来支持出口。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出口形势极端严峻，政府为此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近年来，我国外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扩大出口已无需继续强调“千方百计。”首先，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能再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出口支持政策；其次，我国出口竞争力大幅提高，出口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相应大幅提高，出口支持不再需要“千方百计”；第三，我国已进入贸易磨擦高发期，出口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继续追求出口数量增长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继续提“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口号，也不利于我国改善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今后，出口必须从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效益增长型，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理顺机制，以合理的机制引导出口结构升级。
　　当前我国外贸制度与政策中尚存在一些机制不顺之处，难以穷举，仅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
出口退税是符合WTO规则的一种国际惯例。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1994年税制改革后，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出口退税涉及到“是否足额”、“是否及时”及“谁来承担”三个方面的问题。2004年以前，出口退税最突出的问题是退税不及时，到2002年底，累计欠退税约2500亿元。2004年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了出口欠退税问题，对促进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大面积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实行地方政府超基数分担机制，则引发了新的问题：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取消出口退税，无疑有利于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但对一般出口商品下调出口退税率，则不利于改善贸易结构。例如，出口一般电子消费品，退税率只有13%；在国内采购电子零部件，将令最终产品出口企业负担4%的增值税，但从境外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电子零部件，则可以不征不退。因此，最终产品出口商转向采购境外电子零部件，直接打击了国内零部件生产商，或要求上游供货商先出口再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加剧所谓“货物境外游”，人为增加了生产成本，扭曲了货物流向。2003年前三季度“境外游”进口增长56%，远高于进口增长的平均速度，对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左右。
　　地方政府超基数分担出口退税引发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高度注意：一是地方政府可能限制本地外贸公司收购外地产品出口，因为增值税是一个链条，交纳时生产环节的各地政府均可分享，但退税时只由出口地政府分担。这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二是地方政府鼓励企业采用“货物境外游”，人为增加了企业成本；三是地方政府要求企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将国内采购转向进口上游零部件，打击了国内上游产业，与我国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的目标背道而驰。
　　由此可以看出，政策制定在当时往往顾及主要政策目标，但可能伤及其他政策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的主要政策目标可能变为次要目标，而原来的次要目标则可能变为主要目标，因此，政策必须及时清理与调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战略从数量增长型变为效益增长型，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就成为首要目标。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政策与体制进行调整，以确保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5.贸易强国：中国外贸发展的未来目标
　　从进出口贸易的数量与金额看，我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低附加值商品所占比例较高，加工贸易在华价值链不长，自有品牌产品比重很低，从事出口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不高，贸易磨擦日益增加，出口环境日益严峻。要想解决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就不能再继续追求外贸发展的速度，而要将未来发展的目标转变为成为贸易强国。
什么是贸易强国呢？我想至少应该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出口产品结构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第二，在出口产品的价值链上，本国从事较高价值活动；第三，本国企业掌控出口产品的关键技术、品牌及国际销售渠道；第四，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因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
　　在当今全球化分工细化的形势下，发达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将一些所谓“高科技”产品的低附加值生产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活动往往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因此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但我们不能被这种贸易结构升级的幻象所迷惑。透过这种贸易结构表象的变化，必须看到，这样的“贸易结构升级”，不会令一个国家真正成为贸易强国。
　　能否成为贸易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当我们探索如何走向贸易强国之路时，贸易政策必须有所作为。但仅局限于贸易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包括投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科技政策等，同时加强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协调统一，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这些就是未来我国政策调整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部门分割与地区分割，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引导到发展贸易强国的方向上来，理顺政策与体制，避免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脱节甚至背离。
　　6.掌握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是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的关键
　　说起我国贸易结构的不利之处，我们常听到不少诸如此类的故事：中国机床企业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传统机床，外国大公司购买我国的机床，加上数控设备，就变成了高价值的数控机床，在国际市场销售甚至返销回中国；我国出口数台传统机床，才相当于一台进口数控机床的价值。
在对此类故事唏嘘感慨之余，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跨国公司可以低价采购我国的机床，再加工成高价值的数控机床，而我国企业却不能采购国外的数控设备，加在自己生产的机床上，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高价值的数控机床呢？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差异，即谁是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体。我们常说，参与全球化可以让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但种种现实都说明，迄今我国还没有真正掌握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企业是被西方跨国公司配置的对象。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时代配置资源的主体。全球85%以上的专利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正是认识到跨国公司在全球化时代的巨大竞争优势，在企业层面上，实现国际化经营就日益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在国家层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发展基于本国的跨国公司的重要性。
中国是全球化时代迅速崛起的一支新生力量，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对于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没有一大批基于中国的跨国公司，未来我国贸易额再大，我们也难以成为贸易强国和经济强国。要想在较短的时期内掌握我国所短缺的技术研发能力、海外销售渠道、境外战略资源等等，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是一条捷径。
　　目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跨国经营的实力，从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角度出发，跨国经营也是这些企业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认识到了发展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已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简化了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下放了审批权，出台了境外投资的产业与国别指导目录，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在整体体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像当年开办经济特区一样，选择一批内部治理结构有效、有活力、有潜力的大型企业实行跨国经营试点。对这些试点企业的跨国经营在外汇管理、人员出入境、货物出入境方面尽可能地给予便利。同时，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但受益企业太过分散，不利于发挥政策效能。因此有必要将这些扶持政策向试点企业倾斜和集中，提高政策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