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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趋利资本大量涌入，国家外汇储备规模迅猛上涨。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上升到18088亿美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之最”。这一事实，导致一些人对人民币汇率渐进式改革产生怀疑，认为正是因为这一改革导致海外热钱蜂拥而至，并且流动性过剩又造成物价飞涨。对此笔者认为，第一，渐进
式汇率改革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第二，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造成物价高启。第三，控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有现实可行的战略。
一、渐进式汇率改革为我国经济转型争取了有利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为开放经济体。但是，由于过去若干年对外资长期实行政策倾斜，诱导一些企业为实现出口创汇不顾经济社会成本，把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统统留给自己，并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向对外部门畸形化发展。198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仅有12.5％，但是2007年已经上升到63.1％。进出口规模奇迹般扩张是双刃剑：一方面，它带给我们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另一方面，贸易顺差的扩大也必然造成国际争端，导致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而后者已经使我们日益认识到拉动内需和加快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经济结构转型是需要时间的。以纺织业为例，目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产量近30％需要国际市场消化，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40％。特别是在我国纺织企业90％以上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条件下，由于人民币逐步升值影响，仅2007年就造成600亿元以上的汇兑损失。与此同时，对该行业就业的冲击也不难想见。假如我们不是坚持人民币汇率改革“渐进式”思路模式，而是“一步到位”，在目前行业利润空间已经十分局促的条件下，完全可能对大多数纺织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加上如前所述我国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纺织行业不过一隅而已，“一步到位”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就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渐进式”汇率改革是在坚持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大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兼顾各方利益，为下一步国民经济结构转型争取宝贵时机的战略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渐进式”汇率改革虽然有“暇点”――可能导致大规模外来资金涌入，但也是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弥补的，并且将在下面的段落进行论述。
二、流动性过剩是否必然造成价格过快上涨
最近几年，我国全社会总体流动性过剩现象比较明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担忧。弗里德曼讲，通货膨胀也是一种货币现象。既然由外汇涌入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还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那么，它是否还会加剧未来的价格走势呢？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过多引起通货膨胀，这只是造成价格高企的必要条件，是在其他必要条件也满足的情形下导致物价飞涨的“帮凶”，但绝对不是充要条件。我们看到，当我国二十世纪末期发生通货紧缩时，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并不低，这有力反证了导致价格走高还必须有其他因素配合。从微观层面来讲，推动物价上涨的必要条件至少还有两个：一是要有价格上涨的预期，二是尚未对特定经济活动或行为施加严苛约束。所谓价格上涨的预期，通俗地说，就是消费者认为今天比明天购买同一种商品在价格上更为划算，就是企业认为今天比明天投资生产同一种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从宏观层面上讲，价格上涨预期就是过去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所谓对特定经济活动施加约束，作个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规定只有排气量在3.0以上的汽车才能够加油，那么短期之内汽油价格势必下降；从宏观层面上讲，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就是“宏观调控政策”。
因此，流动性过剩之于“价格飞涨”，实际是一种“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稳定消费者和企业的消费、投资预期，如果我们能够使限制或紧缩性政策到位，那么我们就完全可能创造一个增长速度较快、通涨水平温和的宏观发展环境。
三、有效避免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
为了避免外汇资金大量涌入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防止经济过热，货币当局频繁上调准备金率。这一政策与加息相比较，直观上不会增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似乎不会导致海外资金大量涌入，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准备金率反复上调，银行可贷资金减少，加上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使得很多企业难于从银行获取资金。于是，过去是外资趋利寻找国内企业，现在是国内企业不得不找外资“饮鸩止渴”，结售汇以后补充资本金，助长了储备规模的迅猛增长，宏观调控部门也不胜烦恼。因此，必须在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之外另辟蹊径，避免“渐进式”汇率改革造成外汇储备激增。当前，要注意特别用好以下两种手段：
（一）变“强制结售汇”为“控制结售汇”
目前，我国原有的外汇结售汇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金融发展运行的需要。特别是随着最近几年外汇储备迅猛增长，而且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就意味着人民银行必须要投放等额基础货币，成为社会流动性不断扩大的重要根源。即使人民银行能够通过债券或者央行票据进行对冲，由于这些有价证券或多或少具备一定流动性，实际很难解决社会流动性不断放大问题。加上经济处于上涨周期，公众投资、消费预期较强，如果政策调控不到位，手中充裕的流动性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或者消费物价的上涨，并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投资、消费预期。由此，先是2004~2007年住房价格以及2006~2007年股票价格出现泡沫化倾向，当住房和股票受宏观调控影响、价格回落而失去投资价值的时候，流动性又开始在普通消费品上寻找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达到7.9%，出现了近12年来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可以说，现行结售汇制度不仅是造成外汇储备过快上涨的直接原因，而且也是当前经济领域出现价格水平异动的重要因素，尽快废除这一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废止“强制结售汇”制度必须代之以“控制结售汇”制度。在人民币存在明显升值压力前提下，公众手中的外汇已经成为烫手的山芋，只有及早结售汇脱手，才能有效避免汇兑损失。因此，简单将原有的结售汇制度改为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的做法并不可行。现行“自愿结售汇”与“强制结售汇”制度实际效果等价，只有对结售汇行为采取强行限制，才能从根本上终结现行结售汇制度。
为了推行“控制结售汇”制度，外汇管理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结售汇行为的监测，建立科学严密的统计制度，特别是要将结售汇数额与结售汇发生的时间、地点、姓名建立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为下一步监控和打击外汇犯罪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依据。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国家设定的年度外汇增长规模，确定不同类别企业和不同类别居民的结售汇额度。例如，针对企业来说，如果需要将我国2009年度外汇增长规模控制在1000亿美元，而上个年度（2007年）所有企业的营业税加上增值税的总和为4000亿美元，那么每家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缴纳的营业税或所得税的一定比例1/4（＝1000/4000）来确定最大年度结售汇规模，这一比例被成为容许结售汇系数。传统外贸型企业容许结汇系数可以放大一些，例如25/4（=1/4*1/4%，其中4%为营业税税率）；内向型企业容许结汇系数要控制得严一些，例如1/40。这样做，将企业的结售汇与生产经营状况密切挂钩
另外，对境内居民也可以采取类似方法，根据其收入水平和职业特点确定容许结汇系数。对海外来客，只满足其最基本的日常兑换需要，鼓励其在母国先行兑换并携带人民币；除此之外的人民币需求，可以参照欧美一些国家的做法，在国内多设外汇兑换网点或者自助兑换设备，按照低于国家外汇牌价的汇率（如5.5元人民币/1美元），明码标价，公平、公开兑换人民币。需要把握五项原则：第一，对超过容许结汇系数的结售汇行为，可以区别不同事项，分别经由外交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单位进行审批，并报国家外管局备案，做好总量把关。第二，对超过容许结售汇系数几倍以上（如3倍）的结售汇行为，或者可疑结售汇行为，采取相关部委和外管局双头把关审批制度，实行一票否决。第三，对恶意结售汇或者其他非法结售汇行为，要坚决打击制裁，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第四，容许结售汇系数的制定要宁紧勿松，否则政策很难短期见效。第五，“控制结售汇”与“强制结售汇”一样，都有它产生、存在的历史背景，当经济环境发生改变或逆转时，必须做好相应的跟进调整或转换。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和居民手中大量外汇无法结汇，必然形成“黑市”地下交易。令人鼓舞的是，“黑市”价格恰恰是一种“局部均衡汇率”，更为接近“一般均衡汇率”，而后者我们曾为之长期苦苦寻觅却又无法求解。这样，在摸清均衡汇率价格“底牌”的基础上，官方汇率调整就会有据可依、回避风险。我们可以沿着“黑市”价格的指引，选择特定时机、特定幅度，从容对官方汇率进行渐进式修订。然后，在经济没有严重衰退风险的基础上，谨慎逐步开放资本项目，扩大市场决定汇率价格的范围，并继续缩小官方价格与市场汇率的差别，形成汇率调整——扩大资本项目开放范围的互动。最终，形成主要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人民币汇率。
（二）灵活谨慎征收托宾税
在国际上，托宾税通过对金融资产交易征税，能够有效削弱大量短期资本涌入引起的本币升值压力。可以参照智利汇率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同时注意吸取泰国有关改革教训，对资本流入科学采用无利息准备金制度（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简称URR），抑制短期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注意把握好三项原则：第一，无利息准备金起始比率不可过高、范围不应过大。要视政策影响大小以及政策目标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避免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第二，无利息准备金制度不仅限于、但尤其要针对短期、大额外汇资本流入。这些外汇资本往往具有很强的投机性，或者具有很强的可疑性。第三，无利息准备金制度不可长期实行。由于对资本自由流动进行限制，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也就是说，无利息准备金制度只能是一种短期辅助政策，能够为人民币汇率改革完成争取有利时机、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并将随改革的完成最终谈出舞台。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人民币向均衡汇率逐步调整的同时，也别忘记给外向型企业适当松绑，比如调高出口退税税率，使其与国外竞争对手站在公平起跑线上。毕竟外汇储备过猛增长主要错在结售汇制度已不合时宜，而不是对外贸易本身。(王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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